第一，要认真研究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到底是哪些，相对控股最低比例应是多少。

这个时候，也是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开始。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同时造成东西方文化的分割。

不知路在何方，只顾抬头拉车，却不知这辆老牛车要驶向何方，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理论上是，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人民币作为本币的购买力会上升，内需会被拉动，制造业会复苏，会侵害其他贸易国的利益（这是美元贬值的本质原因，侵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而美元在本土的购买力没有下降），如果发生双向贬值这就表示中国经济要崩溃了。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主义，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说穿了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在金融上与资本主义不分雌雄，互为伯仲，在手段上可能远比资本主义更为残酷和狡诈。这就表示性质完全变了。一旦资本项下实行自由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必然大幅下跌。

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长盛不衰，其原因就是有完善的法律约束经济行为。不管其他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本质上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是美国的危机不是中国的危机，所以，这次拯救经济计划是为了救美国。可是，这些城市并没有基于集聚效应的内在活力。

政府依靠对城市用地的这种垄断地位，大搞卖地财政，低收高出，赚取巨额垄断地租，不但导致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而且迅速推高各地的地价，进而造成房价和人均收入比完全离谱的重要原因。来源:《财经》杂志 进入 文贯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乡收入差距 。其六，由于城市四郊的土地要素掌握在民间，并且能够对土地价格的涨跌作自动的回应，所以，地市和房市具有正常的功能，既能抑制地价和房价的过速上升，又能使各个阶层对房屋的不同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根据这种地价进行的土地配置必然导致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城市的扩大并不一定代表其中居民的福利改善，也不代表其中企业的利润获得提高。

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服务业对就业的意义。无论其建设还是保养，都耗资浩大，回报周期漫长。

后30年忽视城市化的结果，使制造业一枝独秀，工业园区遍地开花，服务业却受到重重限制只要净集聚效应没有被穷尽，也就是只要边际收益曲线仍位于边际成本曲线之上，就没有理由人为节制人口和企业的流入。城中村、小产权房和群居化的楼盘的出现，它们的位置和价格(租金)实际上是地下房市和地市提供的珍贵信息。他们带着出售土地时获得的补偿进入城市，会逐渐减少农村的最贫困人口的数量。

所以，由市场导向的人口移动会有助于城乡收入差的收敛。可见，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必然排斥民众基于自利、自愿的参与，而城市化也走进化地不化人的歧路。聪明的民族和先进的社会就会主动改革自己的各种制度，以便穷尽这种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经济增益。可是在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政策下，政府不但无视这些价格信号，而且明令禁止这些廉租房和廉价房的上市，以脏乱差、违反城市规划的名义强行拆迁充满人气和商情的廉租房和廉价房，将其中的外来务工人员赶走。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化采取城市化的形式，通过集聚效应，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可以极大地降低现代化对每个个人和企业的成本，同时使全体人口大大提高享受现代化设施的水准。根据这种地价进行的土地配置必然导致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城市的扩大并不一定代表其中居民的福利改善，也不代表其中企业的利润获得提高。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城市土地必须国有化，因而城市化等同于国有化，城市土地的配置完全靠行政手段，土地价格反映的不是土地的真正机会成本。其实，由于耕地有限，人口却会快速增长，这就带来农本社会在人地比例问题上的永恒矛盾。

同时，政府也会发现，人口自愿集聚而成城市之后，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大大下降，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则变得更为充沛。更令人叹息的是，几千万留守儿童无缘分享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被迫接受低劣的农村教育。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肤浅而狭窄的，反映出对世界性的经济规律的漠视。这种卖地财政剥夺本来就相对贫困的农民土地财富，将其输送给本来就相对富裕的城市居民。既然这么巨量的农村人口已经自费自愿地来到城市谋生，已经自发、自愿地聚集在一起，城市又已经离不开他们的各种服务，向他们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成本不是比起他们散布于农村的广大空间里的时候要低得多，效率也要高得多吗？这不就是城市化的真谛，即以规模报酬递增的形式实现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吗？难道离开老百姓能够实现自我的追求，获得实惠的生活，去追求中看不中用、大而无当的空城、鬼城反倒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而且，城市规划和公共服务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所以，离开城市化谈新农村建设或农村工业化道路，只会大大增加现代化的成本，延缓现代化的实现，加剧城乡收入差的恶化。

因此，允许要素自由流动和组合，由要素基于自利的考虑，向某些有区位优势的空间自发、自愿的聚集过程，就是内生型城市化过程。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创造就业能力最强的也是服务业。

这是何等的浪费和不人道。走出农本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唯一办法，还是要在大力提高农业技术和农业产量的同时，大大减少农业人口，以城镇为集聚空间，大力发展工商业，吸收农村人口，实现分享型的增长。

将城市化作为通向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在中国可说一波三折。原因如下：首先，城市的崛起和扩张不但能包容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使它们的生产成本降低，而且为服务业的扩张提供良好的条件。

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服务业对就业的意义。恢复内生型城市化之途由此可见，由于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阻碍，城市化丧失了内生性。其三，随着留在农业中的人口逐渐减少，他们所能利用的人均土地和其他资源却越来越多，收入自然日益提高。所以，如果企业和人口在空间上高度聚集，既可分摊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巨大成本，又可分享其带来的便捷。

中国最近30年来出现的不少耗资巨大、缺乏人气的新区、新城，甚至鬼城和空城，也向我们昭示，政府不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不主动促进三大要素市场的发育，必然无法获得内生型城市化所需的各种市场信息，也就必然走上仅靠几个官员拍板的外生型城市化。即使最为贫困的阶层，由于集中居住在城市地区，所以如果政府决定提供廉租房，其单位成本也大大降低。

郊区农民和一些市民不顾政府禁令，以城中村、小产权房和群居化的楼盘等形式，自发向农民工提供廉租房。这是政府无法代为决定的。

城市化忽视对农村人口和农村企业的吸收，将乡镇企业的暂时荣景奉为新的现代化道路，将其美誉为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以为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所以，要素在空间上的汇集一定要基于企业对自己经济收益变化的计算，也一定要基于移入人口对自己福利变化的计算。

例如，在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成了城市土地的唯一合法的收购者(征收)和唯一合法的供应者(土地拍卖)。这是千千万万个人和企业通过不断试错，追求自身经济增益的过程。例如，季羡林先生便十分欣赏农本社会的天人合一，世外桃源的美好一面。这既创造就业，扩大消费，也正体现了市场驱动的内生型城市化的自发过程。

只要没有技术的快速提高，人口增长必然导致人均耕地的下降，带来人均粮食下降。外生型城市化的诸多恶果城市化本来是由各种要素基于逐利的考虑而在某个有区位优势的空间里汇集起来的过程。

所以，传统社会并不能使城乡收入收敛。所谓净集聚效益可定义为集聚效应(以竖轴衡量)带来的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的那一部分收益。

他们收入的提高有助于城乡收入差的收敛。其次，效率高、有经营能力的农民会用土地作为融资手段，收购(兼并)效率低、经营能力弱的农民的土地。